郑铁生：《红楼梦》“程乙本”大众传播九十年
1927年《红楼梦》“程乙本”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典范被普及，至今已整整九十年了。其意义已远远不是一部大众文学读物普及的成功，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组成的传播和弘扬，独领风骚，扬厉中外。
01
《红楼梦》“程乙本”作为大众阅读普及本的确立和变化
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出版界敢于创新，率先运用新式标点符号，对有深远影响的四大古典白话小说，进行标点、刊印，以适合更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起到了空前的文学读物的大普及，其意义的深远无可比拟。
（一）、胡适在1927年11月14日所作的《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说：“从前汪原放先生标点《红楼梦》时，他用的是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刻本。他不知道我藏有乾隆壬子（一七九二）的程伟元第二次排本。现在他决计用我的藏本做底本，重新标点排印。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原放这种研究的精神是我很敬爱的，故我愿意给他做这篇新序。”[１]
显然汪原放为了支持胡适的学术主张，把《红楼梦》“程乙本”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典范推出，被称为“亚东本”，是《红楼梦》大众文学读物的普及本。
直至到60年代胡适逝世前，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在胡适收藏、研读、题跋的所有《红楼梦》版本中，唯一向大众推介出版的是“程乙本”，因此，1961年１月24日胡适“与胡天猎书”说：
“自从民十六亚东排印壬子“程乙本”行世以 来，此本就成了《红楼梦》的标准本。近年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新排的《红楼梦》，香港友联出版 社新排的《红楼梦》，都是根据此本。大陆上所 出各种排印本，也都是“程乙本”。[２]
”在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的努力下，《红楼梦》“程乙本”作为大众阅读的普及本成为大陆以及港台、东南亚华语文化圈唯一流行的最广泛的版本。
（二）、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以庚辰本替代了程乙本。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2011年9月21日采访过冯其庸先生，当面向他请教和问询了一些情况，其过程是：
1974年冯其庸先生抽调到文化部红楼梦校订组，以什么版本作为《红楼梦》校订本的底本，在校订组有不同的意见，但冯先生是牵头人，而且有着强烈的主观意向，认为以庚辰本作《红楼梦》校订本的底本最好。
理由是什么呢？他向我讲了两点：一个是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这时离开曹雪芹去世只有两年（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比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
另一个是它有七十八回，甲戌本是十六回；己卯本是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所以说也是最完整的一个本子。为此，他凭借自己对庚辰本的研究成果，说服了其他人员，文化部红楼梦校订组决定采用庚辰本为底本。
1979年以文化部红楼梦校订组为班底筹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继续这项工作。
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校订本，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一个集体成果，由于集聚一批红楼梦专家的研究心血，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视，于是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结束了自1954年以来长达28年的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的普及本历史。
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胡文骏2016年12月2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红楼梦>的优质版本是怎样炼成的》一文，指出：“1982年3月，我社又推出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新一版的《红楼梦》。这个校注本是在红学所的主持下，经过一代红学家的集体努力完成的。此后，它就成了最为流行的《红楼梦》读本，至今仍在市场上保持着稳定而不俗的销量。”
出版后又历时二十年，修订了三次。如冯先生说：“我们的书出来以后，李一氓特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认为这个本子可以作为定本。那还是第一次的本子呢。到了2008年，我们修改以后，大家心里更觉得痛快。吕启祥、胡文彬——他出了很大力，都很高兴。”
形成《红楼梦》读本中的主流品牌，占据市场，累计发行700多万册。
（三）、2017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推出《红楼梦》“程乙本”和台湾白先勇先生的《细说红楼梦》。
白先勇先生力主大众普及本应是《红楼梦》“程乙本”，他是文化名人，其说法在名人效应下具有挑战意义。由此引发出人们的一些疑问和不同的见解。比如1982年以来大陆为什么要用《红楼梦》庚辰本代替了程乙本？如何评价《红楼梦》的不同版本的功能和价值？为什么说程乙本《红楼梦》是最适合广大人民群众阅读的普及本等。
02
对待《红楼梦》“庚辰本”和“程乙本”不同的看法？
《红楼梦》庚辰本与程乙本两个版本究竟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判断它们的功能和价值的基本点。
首先是庚辰本与程乙本外结构的不同，庚辰本只有78回，它的后四十回是用程高本补上的。因此120回不是一个体系。而程乙本则是120回。
其次是內结构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中国红楼梦学会首任会长吴组缃教授早在1981年就撰文指出：
“拿“程乙本”跟“庚辰本”对照，先不管词句之类的小差异，有多处情节场面确实经过删改了。且举两处看看：
“庚辰本”第六十三回，贾宝玉叫芳官改扮男装，“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的头皮来”：又说芳官的名字不好，改了个番名叫做“耶律匈奴”，后被叫成“野驴子”；又把她“算个小土番儿”来献俘，“引得合院无不笑倒”。可是“芳官十分称心”。……这一大段描写，到百二十回刻本就删削得不留痕迹。
”第六十五回写了尤三姐。“庚辰本”写到：“贾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脸，百般轻薄起来。小丫头们看不过去，也躲了出去，凭他俩个自在取乐，不知做些什么勾当”；“谁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气不堪，仗着自己风流标致，偏要打扮的出色，作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并且写到“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敲或并，没半刻斯文”，等等。
尤三姐心高气傲，是书中唯一的光明正大公开要求婚姻自主。自择配偶的一个姑娘。她对惯于玩弄女子的豪门纨绔子弟一向心存反感和蔑视。现在照这样写，明显有损这个光辉形象。书中一贯避免写女子的鞋脚，唯独这里直写无隐；这也违背了书中描写女性的一个美学信念。这些，在百二十回本里，都作了删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认为改得好，改得必要。
像这样的修改，都深入到决定人物形象塑造的情节去取和意义掌握的问题。我想说，可能只有原作者曹雪芹本人有此种敏感；无论续书作者是谁，连同脂砚、畸笏等批者在内，都不像能够有此水平。
我设想，曹雪芹以他的历史水平和生平经历，写作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作品，随着创作实践的进展，对生活现实的认识自必不断有所提高。写在后面，必得回头改写前面，还须重新修改后面。也未必三两次就可以改好或定稿。所谓“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必然不免，而且仍然不能完工。[３]
面对《红楼梦》庚辰本与程乙本两个版本这种现状，形成截然对立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补写的，非曹雪芹原著，甚至推理前八十回也被修改。正如吴组湘先生所指出：有些学者总认为最接近曹雪芹原初稿才是《红楼梦》的本来面目，比经过修改的质量还高，所以无限地推重乾隆三脂本，即甲戌本（1754）、庚辰本（1760）、己卯本（1759）。
这个观念一直支撑着崇尚脂本的学者，崇脂本贬程本。因此，他们不看好120回的程乙本，而格外推重脂本。这种观念无论在出版界，还是在学术界，都占据着掌控局面的地位。
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不加任何说明，主观将曹雪芹与高鹗并列为作者。近年来学术界的考证，高鹗补写不确，已成事实。于是红楼梦研究所的《红楼梦》校注本，又改为无名氏补写。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上个世纪红学最大的冤假错案就是阉割《红楼梦》后四十回，120回都是曹雪芹的原著。他们认为把抄本上的干支武断地判定为乾隆年间的抄本，是缺乏理论根据的。
脂本是1927年以后陆续才发现的，而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130多年间，并不见于任何公私藏书的著录，何况从书中不避康熙皇帝的讳“玄”字的这一事实，更无法证明就是乾隆年间的抄本。
特别难以自圆其说的是，它却避道光皇帝的讳，据欧阳健先生的统计，在乾隆三脂本中，道光皇帝的讳“宁”字的出现次数及避讳次数分别是：甲戌本出现36次，避讳33次；己卯本出现41次，避讳41次；庚辰本出现54次，避讳54次，从而为我们破除了其为‘乾隆抄本’的推论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据。[４]
笔者同台湾红学会会长朱嘉雯专门谈过这个问题，她告诉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台湾出版的《红楼梦》著作，署名都是曹雪芹。只是台湾80年代以后也出版了大陆上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校注本，才出现曹雪芹、高鹗并列的现象。
这是一个长期被雾霾的非学术问题，以致阴晴难辨，瓦釜长鸣。正如胡文彬先生所言，“新红学考证派不论是开山泰斗还是其集大成者，在《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上和所谓程伟元‘书商’说的论断，却是无法让人苟同和称善的。他们的错误论断和某些成见被一些人无限放大，其影响之深之广，简直成了一种痼疾，达到一种难以医治的程度。”[５]
03
怎么样认识和评价《红楼梦》庚辰本与程乙本的不同？
怎么样认识和评价《红楼梦》庚辰本与程乙本的不同？其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评价《红楼梦》后四十回。
胡适关于评价《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原则有两点：一是“外证”，另一是“内证”，而且强调“内证”比“外证”更重要。
目前学术界关于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原著的说法，大都是从“外证”的视角得出的结论，遗憾的是从“内证”视角研究还形成不了规模。
胡适晚年亲自实践他自己提出的“内证”原则，是十分可贵的。1927年他从支持“程乙本”成为普及本流传开来，到晚年用程乙本与程甲本、戚序本相比，认为程乙本最适合大众阅读，正是出自对大众欣赏的重视、推介、支持，而且为“程乙本”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广泛发行感到自豪和欣慰。
特别是胡适晚年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把程甲本、程乙本、甲戌本、庚辰本、戚序本等，都看作是《红楼梦》版本的不同形态。正如1961年５月18日《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所说：“这是《红楼梦》小说从十六回的甲戌（一七五四）本变到一百二十回的辛亥（一七九一）本和壬子（一七九二）本的版本简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庚辰本和程乙本无所谓孰优孰劣。它们都在《红楼梦》版本史上占据一定的位置。换句话说，它们各有各的价值和功能。而学者对待它们的原则应当是有的版本侧重研究，有的版本侧重阅读，也就是“小众学术，大众欣赏”。
根据“小众学术，大众欣赏”的原则，《红楼梦》各个版本所承担使命是不一样的。我认为：
《红楼梦》脂本也好，程本也好，凡版本问题都是“小众学术”的范畴，比如说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甲戌本与作者，后四十回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等等，都是专家的研究范畴，没有必要推向大众。
而对于读者欣赏《红楼梦》，则选择《红楼梦》版本中相对语言通俗明快、结构完整、人物鲜明生动的版本推向大众。大众欣赏不是考证《红楼梦》，而是通过阅读理解《红楼梦》美的世界，以及人生意蕴和学习、掌握历史文化。
所谓“小众学术”，是指研究红学的学者、专家，他们从文本到版本，从作者到家世，上穷典籍，下考文物，举凡涉及曹雪芹及其家世的一纸一石、《红楼梦》版本的几张残叶都孜孜以求，当然，更多的还是阐释《红楼梦》文本的艺术成就。一言以概之，学术也。“小众学术”为红学研究奠定了基石，并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开掘了红学研究的领域。
所谓：“大众欣赏”，简单地说，欣赏是解读的过程，《红楼梦》在未被读者解读之前，是一种雪藏状态的审美现实，是潜在的艺术世界，是开放的心灵家园。只有通过读者的欣赏，《红楼梦》才能成为有生命的审美现实；《红楼梦》文本的审美意义，才能进入读者理解的意向结构之中。而解读的深浅粗细，往往取决于读者自身所具有的感悟、情感和体验。“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大众欣赏得到普及，对理性的需求提高，才会对小众学术激励和推动；相反，小众学术越是把理论研究贴向大众，为提升大众的理解力和欣赏水平铺桥架路，小众学术才会越有生命力。只有小众学术，深入地为红学的研究开拓和奠基，才能不断地为大众欣赏铺设普及的台阶。
欣赏也是不断提升的过程，“大众欣赏”与“小众学术”的两极差越小，“大众欣赏”的整体水平就越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小众学术”达到的最高极至就是雅俗共赏。
04
为什么说程乙本《红楼梦》是最适合广大人民群众阅读的普及本？
《红楼梦》最适合广大人民群众阅读的普及本，应当具有三个鲜明特征。
第一，艺术的整体性。
艺术的整体性是好的故事的基础框架，是艺术生命的基本要素。只有整体性，才能产生美的效应。
程乙本《红楼梦》首先具有这个特征，是脂本所不具有的优势。白先勇先生的《细说红楼梦》，从结构、人物、语言多方面考察，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就是曹雪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程乙本是《红楼梦》版本中最好的版本。
最近我阅读了白先勇先生《细说红楼梦》的一部分，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他的某些观点，或者说其论证存在着的不确之处，但值得首肯的是：白先勇先生是把《红楼梦》作为一个生命整体来看待，谈到了“后四十回的文字风采、艺术价值绝对不输前八十回，有几处可能还有过之。”
“长期以来，几个世代的红学专家都认定后四十回的一些情节乃高鹗所续，并非曹雪芹的原稿。因此也就引起一连串的争论：后四十回的一些情节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后四十回的文采风格远不如前八十回，这样那样，后四十回遭到各种攻击，有的言论走向极端，把后四十回数落得一无是处，高鹗续书变成千古罪人。”[６]
他实践了胡适提出的“内证”的方法，在解读《红楼梦》全书的过程中，把程乙本和庚辰本做了比较。对两者比对并不少见，但从全书的解读过程全面铺开进行比对，这是比较少见的，这种整体性研究方法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提倡的。
所谓“内证”，就是白先生所讲的，“把这部文学经典完全当作小说来到导读，侧重解析《红楼梦》的小说艺术：神话架构、人物塑造、文字风格、叙事方法、观点运用、对话技巧、象征隐喻、平行对比、千里伏脉，检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如何将各种构成小说的元素发挥到极致。”[７]
第二，故事性强。
2009年在《红楼梦学刊》笔者发表《从红楼梦文本叙事反观程本与脂本的异同》，从回目入手，探讨了《红楼梦》的故事结构。
《红楼梦》故事是由复杂的叙事结构单元和叙事成分构成的生命有机体，依据其故事流程的阶段性，可以划分诸多的章回，也就是小故事。因此，小故事，即章回结构的整体性和叙事的肌理往往是作者提炼和凝缩回目文字的叙事根据，可以说“以一目尽传精神”。
由于回目是章回叙事内容的最集中最典型的涵盖，是章回艺术构思的聚焦点，是章回的叙事内容的眼目，所以我们从回目就可以考量《红楼梦》大故事与小故事的内在联系、小故事与小故事的内在联系，以及贯彻环节和过渡设置，总之，最终体现在故事性的强与弱上。
依据上述原则，考察了诸脂本与程甲、程乙本回目的异同，发现程乙本的回目是《红楼梦》所有版本中最精准的。如：
“程甲本第七回 送宫花贾链戏熙凤 赴家宴宝玉会秦钟
程乙本第七回 送宫花贾链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甲戌本第七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戚序本第七回 尤氏女独请王熙凤 贾宝玉初会秦鲸卿
”第七回送宫花和会秦钟是本回比较集中的两种叙事内容。
周瑞家的送宫花过程，折射出几位小姐的性格侧面，“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围棋”，大家闺秀，闲雅淑静。惜春和小尼姑一起玩，说笑道：“我明儿也要剃了头跟她作姑子去呢……”这笑话无意之中映射了她的未来。
送到黛玉处，她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回答：“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表现了她的小性儿。
这中间只有送凤姐那四枝，未见其人。周瑞家的以为凤姐正在睡中觉呢，只见“奶子笑着，撇着嘴摇头儿。正问着，只听那边微有笑声儿，却是贾琏的声音。”这贾琏戏熙凤，叙事不仅含蓄，而且文字很少。
它与对其他四位小姐的叙述文字长短差不多，为什么回目偏偏点出王熙凤？只有理解整个故事结构的设置，才能了然于胸。
一是，从故事结构上看，《红楼梦》的叙事从第六回开始到第十八回元妃省亲结束，这一叙事单元用浓彩重墨主要是刻画王熙凤，正如甲戌本［回前墨］写到：“此中借刘妪，却是写阿凤正传。”
二是，从叙事手法上看，甲戌本脂批：“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身价，亦且无妙文可赏。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所谓此书无一不妙。”
可见，提炼回目的文字，不但要注意本章回的叙事内容、整体结构的设置，还要注意叙事艺术的独特表现。
由此观之，甲戌本题为“送宫花周瑞叹英莲”，把周瑞家的感叹香菱一事作为回目，是本末倒置，何况“周瑞家的”是不能简缩为周瑞，而且周瑞家的感叹时，香菱到了薛家早已不叫英莲了。
戚序本这章回目只偏重后一半叙事内容：“尤氏女独请王熙凤，贾宝玉初会秦鲸卿”，偏而不全。同样的文字却只涵盖章回的一半叙事内容，而程本却涵盖了全部叙事内容，相比之下，戚序本回目的信息量太少了。
回目不是某个词语的个别现象，而是《红楼梦》整体艺术构思的浓缩，所以程乙本显现的优势属于宏观的范畴。
第三，语言通俗、简洁、明快。
白先勇先生是以小说家的眼光来比对的，着眼最对多的“内证”之处是人物和词语。比如比较了两个版本中对秦钟、尤三姐、晴雯、袭人、芳官、司琪等人物描写的差异，从叙事肌理、人物性格和情节因素等方面说明程乙本为佳。
另外是词语的运用，强调通俗、简洁、明快。比如贾母打趣凤姐，程乙本说她“泼辣货”优于庚辰本的“泼皮破落户”。庚辰本“芳气笼人是酒香”不如程乙本“芳气袭人是酒香”。红楼梦曲中庚辰本“怀金悼玉”不如程乙本“悲金悼玉”等等，其分析大都是很有道理，令人信服的。
2015年我校订《曹雪芹与红楼梦》清样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过去引证《红楼梦》原著时，使用的是红研所校订的《红楼梦》，当时手头没有红研所的《红楼梦》，恰好张俊先生送笔者一套《新批校注红楼梦》（商务印书馆2013年），于是我顺手就用这个本子校对。
没想到程乙本与庚辰本差别不小，几乎每段文字都有异同，但每每程乙本胜出一筹，更精炼，更通俗，更明快。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程乙本的文字的确超出其他版本。
白先勇先生提出的问题是百年红学研究的瓶颈之处。理想国借此推波助澜，特别是在新红学100周年之前的此举，是对红学史的一次大反省、大总结、大推进。
注释：
[１]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7。
[２]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412。
[３]吴组缃《中国小说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9—294页。
[４]欧阳健：《利用讳字鉴定(红楼梦)抄本的新思路》，《古小说研究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435— 445页。
[５]胡文彬《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时代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8页。
[６]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７]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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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香港《明报》2017年10月，收入白先勇主编《正本清源说红楼》，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7月。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